王石
尊敬的孙家正会长
女士们先生们：
近期我应凤凰卫视之邀，为《世纪大讲堂》做了一次有关文化趋势的演讲。我的基本意见是，文化的历史，就是不断超越边界，不断超越多元，不断交汇，不断融合的历史。
比如，起始于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全球人口仅只3000多万，和今之重庆市人口大致相同。而仅中国一地，上一世纪发现的，呈现不同类型的所谓“文化”，就有8000多处。
一是小。二是散。即使类似中华大地，阿拉伯半岛，印度次大陆，这些区域性文化，因为产生于独立的地理单元，也成为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
已有学者将欧亚大陆概括为四个文化圈。即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的西欧文化圈；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西亚文化圈；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吠陀文化为基础的南亚文化圈。
而上述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异到同，从本土到区域，从区域到全球，这一过程，这一趋势，迄今仍在继续，仍在拓展，并没有终结。
文化趋势，说明世界趋势。
事实上，今之所谓“全球化”，自有人类起，一直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进行。进行的标志是，人类的群体和社会组织日益扩大。从家族、氏族、部落、部落集团，到城邦、王国、民族国家、帝国、洲际共同体、联合国，以及当今多个全球性世界组织。
区别是，从前很慢，现在很快，将来还会更快。距离被改写，知识海量释出，技能日新月异。整个世界同呼吸、同命运，全球化终于名副其实。
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在精神方面首先激发的，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主体意识。
2004年初秋，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诸位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在我的前任高占祥先生领导下，举行了一次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堪称海内外最高级别的文化论坛，并发表了由我起草，70余位论坛成员联名签署的《甲申文化宣言》。其核心内容，即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强调和认同。
那一时期，连美国这样每被批评为霸权主义的国家，似乎也发生了文化的认同危机。翻阅一下已故亨廷顿教授的《我们是谁》就会了解这一点。
那是真正的大潮，真正的海啸！谁都害怕自己被淹没。
记得两年前，我和来自美国、来自中国台湾的多位华人学者在湖南长沙一起讨论钱穆先生在谢世前留下的议题，即“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那时，社会与学界的关注点仍然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我在接受新华网记者访问时曾说，习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恐怕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大的超越。只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我的印象，国内与国际，真正感受和认识这一理念，这一伟大思想，是开始于习近平主席首倡“一带一路”。终于认识到共同体意识不仅是外交政策，更不是外交辞令。
女士们先生们，我回溯以往，是想在此提出一个看法，即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自2011年起一再阐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新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是区域关系、国家关系、族群关系的至高准则和价值理性。
为什么这样说？
以往，历时20年左右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其首要特征是世界一体化，以竞争为旗帜。
但正如《全球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人类的技能，与掌握、运用这些技能的理性，或智慧，往往不是同步发展，后者会慢一些。二者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我的意思是，虽然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时代，但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的关系准则，暂时还停留在以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单边主义、民族主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称霸，乃至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一波科技领衔，经济闪光，而人文失色，令人类精神备受折磨的全球化。近年各地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应当与此相关。
而今，“命运共同体”之说，则无疑会让所有人感受到一种拥抱世界的智慧和温暖：追求本国利益，维护本国权益，同时又兼顾别国利益、别国权益、别国之合理关切，谋求本国发展，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反对零和，反对以邻为壑，反对以牺牲别国利益
为代价发展自己。总之，是以追求人类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
各位，已经很久了，这个世界似乎一直缺少像样的思想。而今，人们终于看到照亮新时代的第一道曙光。这是无与伦比的超越，思想的超越，值得我们庆幸！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下大同的意识千百年一以贯之，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孕育。从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到费孝通先生的四句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言及此，不仅又一次想到钱穆先生写在96岁高龄的最后的遗稿。《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文章最后，他这样阐释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
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称之为“中国方案”。